1966年我在汉川县搞“四清”运动，夏秋之交爆发了文化大革命，其势迅猛，如火如荼在神州大地展开，“四清”运动提前结束，10月我回到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，当时，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，还充满了信心。
我是区委书记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，造反派组织对我的批斗会开了不少，总认为没有抓到我的实质性的罪行材料，击不中我的要害，大字报和批斗会如同飞机作战一样，空对空，认为这样很难打倒我。
于是，区直部门和各公社的造反派联合召开诸葛亮会，研究打倒我的对策。会上有人说：“陈世高1964年由三合区调任县委财贸政治部、县政府财贸办公室任主任，在1965年小“四清”全区贫下中农代表会上一致要他回来任书记，他在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道德和工作上都找不出问题来，我们要从其他方面找出他的问题。”有人接着说：“他和其他区委成员完全不同，他喜欢看书，县、区开会休息时，人们都去下棋打扑克，而他却读书看报，下乡住队，也带着书报读，更多的是挑灯夜读，每每读到深更半夜，边读还边写笔记，每逢到上面开会，他就去逛书店，买书，他存了许多书，我们要从他的书里和笔记中去突破，发现重大问题。”
大家一致赞同，立即行动，几十个造反派闯进我的寝室搜查，把我的几个箱子两千多本书全部抄走，又逼着我交出笔记本，我说没有，他们不信，在室里翻箱倒柜掘土三尺也未抄着笔记本。其实，“文革”初破“四旧”时，妻子怕我笔记本惹祸，我在汉川县搞“四清”，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，她自作主张在一天深夜里将我的全部笔记付之一炬。
造反派成立专班对我的书逐本检查，终于在鸡蛋里面找到了骨头，在书中发现了重大问题。刘少奇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中有“蟊”字，“蟊”字原来我不认识，查字典后我音上一个毛字。《新中国人物志》是新中国成立时中央省市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，其中第一个介绍的是毛主席，其中还有刘少奇、陶铸、王任重以及当时要打倒的一些领导人的像。再就是他们抄去我的书。
他们如获至宝，把《新中国人物志》中的刘、邓、陶、王以及要打倒的一批领导人的像撕下，“蟊”字后面音的“毛”字，读书的眉批，以及除了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的著作外的其他书籍，一概视为封资修的书籍，办了一个展览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向全区日夜广播我的罪行材料，各个造反组织批斗我的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。他们称我“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，同刘少奇等人不仅思想上共鸣，还在组织上有紧密联系，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，读旧书很多，中毒很深，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，要坚决打倒、批倒、批臭。”在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的岁月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，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，把我下放农村劳动，靠边站长达四年多，直到1970年高关水库工程动工，县革委会领导看了造反派整理我的材料，认为凭这些材料不能打倒我，这样才解放我站出来，带队上马修建高关水库。
（湖北省孝感市委大院陈世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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